[摘要] 国防工业关系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高风险性是其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防工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供应商的同时，必须特别关注供应风险。本文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角度出发，将供应商供应风险划分为主动性、被动性、依赖性和物流四大类，并对每一类进行细分和阐述。然后，为了评估供应风险和最终选择供应商，针对国外供应源，提出了预先设定可接受风险指标值的“风险指数法”和“2R”选择法。最后，在OEM不得不选择高风险供应商的情况下，提出了应对潜在供应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 国防工业；供应风险；供应链风险管理；供应商选择

 引言

数年来，供应商选择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美国，“什么是一个好的供应商”，几乎成了某些大公司面试采购人员的标准问题。但是，他们在选择供应商时多数只重视质量、价格、交货、服务 (“Q.C.D.S”)等“显性”因素，而对供应风险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以至于一旦发生重大供应中断等风险问题，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国防(科技)工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其产品功能、供应链结构和风险、供应商性质等有着与一般民用产业不一样的特征。随着军工企业对降低产品和原材料成本、缩短进度及提高武器装备性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不懈追求，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供应源，实行“横向一体化”策略和“精益”生产模式、准时制(JIT)配送模式，甚至将自己的供应生命线系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个别供应商手中，大大增加了供应风险。为保证企业在平时获得稳定的供应，且在战时获得加大的供应量，军工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在供应商评价与选择时比民用产业更有必要考虑供应风险问题，在风险与成本、质量、性能、进度等之间取得平衡，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供应商及供应风险进行管理。

• 文献综述

首先，供应商选择决策要考虑适当的准则。Dickson(1966)确定了23个准则。1994年后，更多没有列在23个准则中的新准则出现在相关文献中。Zhiming Zhang et al.（2006）从1992年到2003年发表的49篇文章中对供应商选择的准则与方法进行了概述。研究表明，纯价格[1]、质量、交货讨论最多，尤其是近五年。这三个准则在Dickson的研究中也被列为“极端重要”或“相当重要”。这就意味着价格（或成本）、质量与交货在供应商选择决策中都是最重要的准则。如今，许多企业遵循“Q.C.D.S”准则，如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愉怀周，2008）和日本的NEC。

其次，供应商选择决策要考虑评价方法。概括地说，评价方法经历了定性、定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刘晓等（2004）在参阅了近百篇英文文献后对2002年以前出现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线性权重法、成本法、数学规划法和统计分析法、数据包络法、智能法等其它方法。尤其是线性权重法中的层次分析法（AHP），因简单、实用、有效而继续为人们所青睐。

国外关于供应商选择的文献虽然很多，但将供应风险作为一项主要因素考虑的却十分少见。早期的有Kraljic(1983), 其供应风险指标包括拟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可获性及潜在供应商的数量。近期的有Finnman（2002）和Gye Hang Hong et al.（2005），前者应用了预先危险分析法(PHA)过滤掉低风险的供应商,然后对高风险的供应商使用AHP进行二次风险评估，后者提出的供应商选择准则考虑了质量、价格、交货及其方差。为评估供应风险，在准则中定义了频率、订单平均数量及方差。如果供应商的交易频率[2]高、平均数量超过标准水平且方差小，那么其供应风险就低。

国内方面，通过对万方和中国知网两大权威数据库1999～2008年的数据资料检索也发现，虽然涉及供应商选择的论文有数百篇之多，但其中考虑供应(链)风险因素的只有2004年后的4篇，且主要研究的是供应商选择的评估方法或模型。

从研究的行业来看,所有检索到的文献中，只有愉怀周（2008）在论及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供应商选择原则时简略地谈到了供应风险，并提出控制风险的半数原则和供应商数量控制原则[3]，其余文献均没有涉及国防工业的供应商选择问题,更谈不上将供应风险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加以考虑。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尚属一个新的领域，尤其考虑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及现行一些关键武器系统的关键零部件、子系统对国外供应商强烈依赖的现状，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军工OEM恰当选择国外供应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