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物流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戴定一

在中国物流学术年会的主题演讲（摘要）

（2016年11月26日安徽芜湖）

一、理念误区

政策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会涉及到政策或者政策建议。但我们对于政策的理念存在不少的误区、盲点或者是可以质疑的地方。例如：

1.总是把物流政策看成是制定优惠、扶持、倾斜的措施，来提高物流运作的效率

2.政策总是利好消息，总是英明、正确的，企业只有理解、支持、服从，政府也不希望被“妄议”

3.政策研究采用实用主义，各取所需，不理解政策环境的整体性

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在政策研究上缺乏一个共识的方法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如果提出一个认知方向，有可能会解决这样一些疑点，盲区或者误区。

二、张林之辩

最近，张维迎和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张维迎反对一切产业政策，因为会扭曲市场信号，又不对后果负责。企业执行产业政策，后果如何政府是不管的。林毅夫则认为产业政策是客观存在，无论是扶持还是不扶持，都叫政策，所以只存在政策得失优劣的比较，政府也要有为。

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是很尖锐，几乎完全相反，学术界的意见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场辩论有很大的意义。在我看来，它促进了政策的公共性，政策的这件事不再是神圣不可触碰的，不是只有执行的份，而没有讨论评价的份。这件事是大家的事情，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叫公共政策。其次我们发现，他们的辩论不是个人价值观的判断，而是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是两种模式或者叫两种理论范式的争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这对我们物流学术研究有一些启发。目前我们的学术更多的倾向于知识积累，而不注重知识梳理，因而物流缺少理论方法体系。事件的来龙去脉，过去什么样，今天变成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发展，大家没有这些方法论框架方面的争论。所以有的人认为这正确，有的人认为那正确，在个人价值观上存在分歧。或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之间很难交流，更难合作。我们这个学科缺乏方法论的比较，还停留在增加知识的积累。张林之辩这件事，悄悄推动了我国公共政策的转型，也希望能推动物流学术研究上个水平。

三、影响最大的物流政策

什么叫政策转型，我来解释一下。根据业界的判断，近几年对物流业影响最大的政策有以下几个。

一是营改增，其对物流产业影响巨大，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热议。从积极方面来看，解决了税负公平性，全国一盘棋，税率一样。其次它解决了计税方法的科学，就是在转包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重复纳税，有利于社会分工，有利于服务的发展。尽管也存在问题，但是瑕不掩瑜。

二是公路货运的BG1589和治超，其实就是要解决市场的公平性，即使牺牲一些效率，也要贯彻公平。这件事情会根本改变我们市场竞争的动力，要回答到底是靠寻找不规范的机会，还是要靠公平的规范的竞争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三是无车承运人，其实还不是一个政策，只是一个试点安排。这件事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呢？在我看来是公平问题。因为这些无车承运的事实早就存在，在没有政策规定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创新，主体有的是平台，有的是第三方物流，有的是货代，有的原是有车承运人，后来逐渐变成无车了，各有各的高招使得这个业务早就存在，但是竞争并不公平，无法持续。我认为现在要出台的政策是在解决公平，让这件事得到公平规范的认可。

四、公共政策的转型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政策的变化轨迹。最初我们的政策叫做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政策模式。后来又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仍然是效率优先，谁能干谁先富。以至于我们搞了一些特区，特区的精神就是效率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优先。但是现在，我们又在搞自贸区，那自贸区实验什么呢？它实验的是两条，第一国民待遇。二是负面清单。这两个政策都是解决公平问题，并不是给这块区域一个特殊的政策，而是它去实验一下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这两件事能不能在全国普及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自贸区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让这两条政策的实施面惠及整个社会，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的市场。看来政策的思路从效率优先变成重新调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开始增加对公平的考虑。从政策研究角度看，任何一个政策总是效率和公平并存的，没有单纯解决效率的政策，也没有单纯公平的政策，一定是结合在一起，问题是谁优先，这个均衡点往左边偏一点还是向右偏一点，现在政策在向公平方向调整，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关系，是要解决原有制度对于活力与创新的束缚。

几十年来我国的效率积累了很高的成果，中国已经是发展最快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社会公信力在下降，社会诚信极差，这就是代价。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发展就会乱套，只有把它拉回到一个更加公平的规则下，所有的创新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代价，为前提，那么这种创新才会有活力、持续，才会健康发展。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活力，正需要这样的创新。政策这样转型的目标逐渐走向：政府抓公平，社会讲诚信。也就是说要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解决政府在与市场的定位来释放社会内在活力。这个活力是社会本身有的，怎么让它释放出来，这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鼓励创新就能创新，而是解决一个公平的环境。当效率优先的时候，所有的创新只讲效率优先，公平就可能作为代价被牺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如果把公平放在前头，大家在公平的约束下创新，就会形成所有不公平的创新都会受到政府的压制和市场客户的监督，因为不公平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别人有权监督你，举报你，谴责你，这样的竞争就形成了一个均衡效率跟活力之间的关系的环境，这种活力才是需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要抓公平，市场在解决效率，两者之间的均衡由企业家均衡。谁发现了均衡两者的办法、场景、技术，就有了创新，这个创新一定是兼顾公平跟效率之间的关系的。

五、公平的政策方法框架

如果看到这样的变化，在政策研究中关注这样的变化，在研究政策的过程中就需要有一个认知方向。这个方向大概是什么样的？我现在提出一个结构，大家可以批评，可以去完善。

第一，政策内容应向公平靠拢。就是说解决的问题一定来自于利益相关方出现了不公平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是来自于原有的制度不适或者缺失，需要去修改制度或者增加一些制度来解决利益相关方不公平的矛盾。政府能不能对不公平有敏锐的视角和敏锐的感知力，是政府执政能力的表现，因为政府过去长时间关注效率。政府退出资源配置功能之后，没有钱可分，政策可分，能够承担的基本决策就是维护公平，当裁判。这是未来政策在内容定位上的视角，政策出来价值如何，首先看它在解决公平问题，还是解决效率问题，或者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做了一些有利于某个方面的调整，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是决策过程也要讲公平。过去是权力的话语权最高，但是公平的政策应该是事实、数据有较大的话语权。拿事实说话，决策依赖于数据，谁手里有数据，谁越来越多有话语权，有权参与到公平决策过程中，这就是科学决策。

第三是民主决策。民主决策就是利益相关方要达成共识，达成妥协，政策才能出台。达不成共识，差距太大，政策就出不来，也不能事先定出一个政策目标，靠统一思想来消除利益分歧。政策应该是在各方共识基础上，能够达成一种协调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民主过程，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要参与。

无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事实上都会走向一个倾向，就是公平主要指程序、规则，而不是指结果。只要是规则是公平的，大家都是共识的、认可的，大家都要承担这个决策的结果。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换言之大家在选择决策时是自由的，但是一旦形成共识，确定了这个决策以后，你也要承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赔也许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决策过程中比较强调规则公平，程序公平，而把结果公平放在后面，放在次要的地位。

第四是科学监管。政策的落地，无论是执行还是监管都要脱离现有的人为干预的现状，一定要技术化、工具化，减少人为干预，实现透明规范。拿这次治超来说，可能难度会很大。因为把治理超载的问题说成只是企业和司机的问题，恐怕是忽视了它的历史成因。历史上为什么变成普遍的超载？我看还是监管的失职导致的。超载现象可能总会出现，但泛滥成灾的现象一定不是司机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这次治超的措施出台，并没有在监管上有大的改变，所以风险很大，原来的问题可能会再次显现出来，已经出现一些端倪。监管没有根本改变的话，个别现象会蔓延，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照样会出现。

以上的框架是说一个公平的政策从它的定位、过程到最后的落地，都应体现公平。

六、转型是个过程

最后一点，这个政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我们所有的社会、企业家的配合和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平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型经济体，因为平台是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平台的服务一定是公平的，一定是要有效的，而且它是商业化的。它的决策会体现数据为基础，多方利益的均衡这些民主与科学的色彩。所以它会在未来的决策中具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现在做平台的或者研究平台的，在平台发挥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乃至整个社会治理方面的这种基础性作用给予关注。

最后公平总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概念，公平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理论积累。西方的公平的理论回溯到两千多年前，一点一点积累到今天。什么是公平，人类有很多很复杂的论述，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参照国际的经验继承和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理论，公平会贯穿未来政策研究的主线，并且来反映政策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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