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芳1，吴 刚2，付 焯2，郑 斌2
（1.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四川 峨眉山，614202；2.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四川 成都，610031）
摘 要：随着环境、资源、人口之间的问题逐渐突显，通过研究居民行为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已变得十分重要。既有研究通常立足于居民的社会人口属性研究不同人群的回收行为差异，或更进一步分析导致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基于空间属性视角，洞悉居民回收行为的空间差异与分布，则有助于为电子废弃物回收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文基于峨眉山市1683个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回收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和情境因素则影响回收行为。回收行为从执行的积极程度上表现为明显的“高、较高、中、较低、低”5个行为空间。进一步研究显示，高积极回收居民属于态度导向；较高积极回收居民属于知觉行为控制导向；中等积极回收居民属于情境因素导向；较低积极回收居民属于主观规范平和型导向；低积极回收居民则属于主观规范抑制型导向。根据不同空间的行为分布及主要特征，可以更针对性的引导居民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为逆向物流体系规划奠定微观行为基础。
关键词：逆向物流；电子废弃物；计划行为理论；回收行为；空间属性
1.引言
快速增长的废弃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回收是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W Singhirunnusorn,2012）。居民参与回收的方式和积极性是废弃物逆向物流体系能否成功运行的关键，从根本上决定了废弃物重复利用的成本、效果和该过程中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二次危害以及危害的严重程度（陆莹莹,2009）。比如，虽然废弃物回收是欧洲居民最支持的环保计划之一，但其实际回收率却远低于预期，以至英国2015年的回收目标也仅为33%（CA Klöckner,2011）。马来西亚1993年就开始推行废弃物回收计划，但迄今其回收率也只有5%（SA Latif,2012）。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国有废弃物逆向物流体系，废弃物回收利用率高达80％（周宏春,2010）。90年代后该体系逐步解体，中国从此进入了废弃物非规范逆向物流体系和规范逆向物流体系并存的双轨时代。前者以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体业主和私营企业为主，他们很快占领了国有废弃物逆向物流体系解体后的市场空白，自发形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基于利益驱动、规模庞大的地下非规范逆向物流体系（刘闯,2006;李惠,2008）。该体系高度分散，监管、取缔难度大（周宏春,2010;管爱国,2006）。另一方面，政府及其授权企业统一规划建设，以降低环境危害、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的规范逆向物流体系却因回收不到足够的废弃物而陷于瘫痪。如，2006年开始，中国商务部牵头在全国24个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并对试点城市给予总投资50%的资金支持（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2011）；同时，中国建设部既第一次在全国8个城市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试点失败后，又被迫在2010年启动了第二轮试点。但最终进入规范逆向物流体系的全部废弃物尚不足10%，试点未取得预期效果（Lei shi,2009）。
在众多废弃物中，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日益提升，电子废弃物产生的数量越来越多。电子废弃物大量存在的非规范回收利用过程，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二次污染（Fabian Echegaray,2017）。居民在参与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过程中，如何促进其选择规范逆向物流体系而不是非规范逆向物流体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Zhaohua Wang,2016）。
以往研究居民回收行为时，将研究对象城市视作一个整体。然而，如果能对整个城市从更小的尺度空间比较分析影响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主要因素、途径以及行为差异的成因，则更有助于揭示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城市空间分布特征及分布规律，探寻实现规范性、针对性的回收方法。